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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作者:亚历山大·克鲁格/格哈德·里希特
内容简介
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导演、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获得者亚历山大克鲁格 尚健在的最昂贵的艺术家、美术史传奇格哈德里希特 时间和积雪写就的无尽之书 关键词:时间、天意、雪、平衡、幸福之栈、光的脉络、冬之意志、至深处是寂凉 陈丹青、梁文道、汪晖、赵汀阳、朱朱 推荐阅读 2009 年的最后一天,在瑞士恩加丁,里希特和克鲁格共聚沃德山庄。里希特出生于1932年2月9日, 克鲁格的生日则是1932年2月14日,他们是同一代人,各自成长,却迈着相同的步伐凝视这个世纪。于是便有了这本共同写就之书。 本书所描写的十二月有两条彼此联系的主线:里希特令人沉思的严冬景象,克鲁格经历丰富的叙事文字。41幅图片、34段逐日记载的故事,外加余音绕梁的终曲,颠覆性的寓意和来自历史的启迪,让我们以少年般的好奇目光,重新审视这个积雪重重的月份。
12月1日,1941
冰风暴席卷莫斯科前线。
必须准备两支部队。这天下午将近五点,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在给参谋总部的电话里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付俄国佬的武器,而是如何克服这该死的天气。东线战场的这一切,德国屋檐下的人们无从体会。
工程师弗雷德·绍尔博士在钻研猛犸象的构造。他先前是西门子员工,现在任职于陆军兵器局研究部门。能否从猛犸象身上研发出一种新型坦克?它粗短厚重的庞大身躯有丰富的经验应付冻原(还有挟尘带土、永不止歇的酷寒东风,这样的环境在1941年已不复存在)。弗雷德·绍尔声称,富含氧气的血液从这野兽的躯干涌出,在其石柱般强壮的四肢中,温热了消耗过的凉血后,再流回上身。这是一条线索,若能研发出双循环的发动机(一个用来加热机器,另一个用来驱动),对付俄罗斯的寒冬就有了希望。然而,对这一年里的决定时刻而言,这项计划来得太晚。
1941年12月,时间的贫乏刻画了一切。
12月2日,1991
1991年全盘皆墨的冬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尚在克里姆林宫。离他两栋大楼以外的房间里还收藏着列宁的安乐椅,好好地罩着亚麻布。左手边,那些20年代的古董电话交换机依旧光可鉴人。
街头没有权力。权力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里,是墙壁底下看不见的通讯管线和社交网络。在一个比如16人组成的领导班子身上,人们不会发现这些在墙壁里、在管线管道中暗潮涌动的权力。早该剥去墙皮:权力藏在墙坯里。当务之急是一次大扫荡,戈尔巴乔夫想,作为整个国家的彻底重建,放在三年前,这由“社会建设者的党”来领导还是大有可为的。但他累了。现在他只想要一次清算。12月的昏黄暮色下,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在等待这场危机的结局。望向窗外,他看到的是严丝合缝的高墙,冷杉兀立,被许多只脚践踏过的雪,已成污泥。
——当时他在哪儿?
——在他房间,还要了一杯咖啡。
——然后呢?做笔记?
——开始为他的回忆录做笔记。那一刻我们明白:一切都已结束。
12月3日,1931
梅克伦堡,雨凇覆满街头。就差一点点,希特勒(乘着他那辆黑色梅赛德斯)与戈培尔新娘的母亲(乘一辆红色迈巴赫)便由婚礼所在地的庄园所雇来的司机送往黄泉。在那个汽车刚刚上路的年代,人们对于冰上刹车和酒驾的危险还没有全面的认识。婚礼返程途中,司机和他尊贵的客人们一样,全身心都浸泡在酒精的幸福中。
要知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开车来点小酒无伤大雅,相反它会点燃激情。没有什么比醺醺然更刺激。如同汽车发动机有了自然力量的加持,蹬起马蹄,展开双翼,鼓足了气。它不是役畜,而是服务于人类巧手的机械。只要脚踩踏板,把住方向盘和挡位杆,心之所向便毫无阻滞。几杯酒下肚,或许管不住那微醺的大舌头和粗嗓门,但开起大炮和汽车来却是更加得心应手。
在一段长拐弯处,跟在希特勒车后的迈巴赫打算超车。当司机意识到车子打滑的那一瞬间,他使劲踩下刹车。
——两辆车擦身而过,这一切只能感谢天意。
——天意?你是什么意思?
地方行政长官带来镀银瓶装的特酿为大伙儿压惊。希特勒的一个副官快步跑向最近的电话亭(50米跑,100米走),很快来接新娘母亲的新车就到了。希特勒先生,您可以继续您的旅程了,地方长官说。整整两个星期,这次惊奇的车祸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一个有趣话题。[1]
[1] 此时的我还在惬意舒适的娘胎里,差点就可以拥有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未来。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原本可以来一次致命的冰上之吻,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区区40厘米。
12月4日,1941
一次强大的高气压出现在大西洋上空,中心位于爱尔兰的西南方。其中弱冷高压脊沿着东北方向越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直抵北冰洋,恰恰把冰洋大范围的低压和俄罗斯较弱的另一支低压隔开。在其底部,来自大陆的北极冷空气与南边簇拥而来的云团相遇。这些,便是1941年12月东部骤然降温的因果链。按照波茨坦气象站研究人员、气象学博士霍夫迈斯特的说法,凭借动力气象学原理的应用,部队能提前十天收到相关的天气警告。曾经,在战争开打之前,卜者靠观察祭品的内脏来预言战斗的结果。现在,在奉行理性的1941年12月,气象学家成为新时代的占卜官。
所谓动力气象学,它研究的并非即时的天气,而是观察大范围的整体空气循环,看一种气象如何成形。按照纳粹人士一贯的看法,对这种“全局观”的掌握凭借的是直观,而非论证。
在具体实践上,动力气象学的迫切任务是“对气象条件的积极干预”。必须根据云层的状态,在方圆超过100公里的范围内,出动数支飞行联队,投洒干冰包和碳酸包。只有事先确保这“积极干预”有效,这么做才有意义。对于东线战事来说,动力气象学已经无力回天。即便如此,12月4日,在令人期盼的圣尼古拉节前夕,第三帝国的行政部门还是赶在停止办公前,承诺霍夫迈斯特博士的团队50万帝国马克的研究资金。这可以算是“动力气象学时代的开端”。
12月5日,1942
我必须讲个虚构的故事,海纳·米勒说,来阐明,为什么斯大林格勒(一役)一方面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又完全没有必要。
斯罗珀特卡上尉,维也纳人,由于军事部门的疏忽,1942年12月被派往斯大林格勒。那些在十月份签署调派文件的人对包围圈的情况一无所知。斯罗珀特卡上尉降落在冰雪肆虐的皮托尼克机场。而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卡塔尼亚冬暖夏凉的地中海岸享受日光浴。
他错过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经验累积,没有亲身体会从九月就开始的肉体耗损。现在他精力十足地投身地狱。曾经,一支拥有专门冬季配备、弹药充足的伞兵部队也展现了同样的无所畏惧,他们登陆酷寒的俄罗斯大地,誓言围困斯大林格勒直至来年3月。
米勒绘声绘色地描述,斯罗珀特卡是如何为身边战友的悲观态度所震惊,他们对包围圈里自己的不幸是那么笃定。作为后勤军官,他很快接到任命,负责斯大林格勒备用机场的铲雪工作。根据空军元帅米尔希的指示,在三天之内应该要有五到七个机位清理出来。斯罗珀特卡干劲十足,这完全是由于他刚刚来自另一股现实洪流,要把热情传给他的小团队。他做到了。他还计划来年申请修读工程学,同时完成运输机飞行员的培训。
除了小小的备用机场,斯罗珀特卡的乐观精神影响有限。一切还是秋天俄罗斯人离去时的状态。那些负责维持包围圈外到备用机场之间无线电通话的皮托尼克无线电员,要让他们打起精神更是谈何容易。于是在清理干净的跑道上,并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调度。
1月24日,斯罗珀特卡所在的小团队被歼灭。对于横躺竖卧的死人,红军并不关心他们的精神状态。满地的尸体中,斯罗珀特卡靠着一个积得厚厚的雪堆。唯一将他和其他人区分开的,是他皮肤底下那尚未耗损的脂肪层。
关键词:蛇怪的凝视。米勒说,荷兰的小商小贩不懂权力的运转,他们围观阿尔瓦公爵如何处死厄格蒙特伯爵[1],却没有从中看出历史的征兆。民主德国灭亡的道理相同。昨天瓦伦丁·法林拜访了我,米勒接着说。法林并未亲至斯大林格勒,但他几乎逐行逐字地读了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档案。上面写着,俄军司令官以为,他们在那场结局出乎意料的行动中包围了86000人。事实上,是30万。在历史上数不清的包围战中,所纠集的部队没有比斯大林格勒歼灭战的德军更庞大的了。闪电战的能手,却在两个月之内便束手就缚,这怎么解释?米勒说,战争或胜或败,取决于战士如何念想。
最近我看到一只猫,它紧紧盯着安坐在高树上的一只鸟;双方四目相对了好一阵子,鸟儿就像死了一样落入猫爪中;不知是自己对恐惧的想象使它发晕,还是为猫儿摄人的目光所吸引。
——蒙田,《随笔集》,“论想象力”
[1] 阿尔瓦公爵(Herzog von Alba,原名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Duque de Alba,1507—1582),西班牙贵族,菲利普二世的心腹,血腥镇压尼德兰革命的刽子手;厄格蒙特伯爵(Grafen Egmont,原名Lamoraal I van Gavere,1522—1568)便是死于阿尔瓦之手的著名荷兰贵族、政治家。——译注
12月6日,1989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施工期间,工程师在其下发现了一条地道,深入山体300米。出于对这古代遗迹的好奇,另外这次任务也与勘察地底的稳定性有关,他们走进隧道,踩着很有可能是耶路撒冷建城之初开辟的路面,看它究竟通向何方。凭借仪器的指引,他们不断往下深入,突然脚下一空,坠入一个12米深、埋在残垣断瓦间的深坑中。万幸的是对讲机的信号仍然正常,能够从地面上组织相应的救援。
获救后他们报告说,圣殿山深处的风化十分严重,应避免建筑工事或挖掘工程。在500米深,又或是5000米甚至60000米的地底深处,会发现什么呢?还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就已禁止在圣殿山下开凿隧道,除非得到巴勒斯坦建筑部门的许可。工程师们只能私下偷挖。一旦发生事故,雇佣他们的企业就必须想方设法瞒天过海。遇难者的尸体会被运送到某个地方,在那里为他们的不幸遭遇安上另一种说法。
圣殿山底古老的龙
冰雪覆盖的大地透着绿光。这显然是一片湖。四周冰岩围绕,没有出路。从漏斗状湖口延伸出去的景色无边无际。这里是地狱的第九圈,苦难的最深处。在这冻藏历史罪人的冰湖湖心,栖息着威力无边的龙。它横膈膜(假设这人形巨兽有的话)以下的部位都牢牢为冰面冻结。不能飞行。显然也感觉不到冷。它以如此姿势守候永恒。
——圣殿山地底下是什么?
——一个漏斗湖。
——它的底部比耶路撒冷还大?
——一直都是。
——然而它延伸至地面的尖端却是如此之小,连显微镜也无法发现它的入口?
——贴切的形容是“小如大头针”。以毫微计,顶上还有碎石覆盖。
——这些细节人们是如何得知的?
——通过维吉尔和但丁令人信服的流传。[1]
——为何你称这个凝滞在冰中的生物为古老的龙?
——这就是它的名字。它的翅膀一半陷在冰下,头向下低垂。
——这个恶的化身既然动弹不得,如何能够“低头”?
——这是一种姿势,它已维持了数千年。
——是否恰好在世界末日降临前的一千年,冰湖融化,然后这怪物冲破束缚,来到地面,攫取权力,直到上帝再一次击败这个力量仅次于祂的家伙,把它带到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
——在我看来正是如此。多年来它以这种方式潜伏在圣殿山深处,就像一枚定时炸弹。
——对整个圣殿山来说皆是如此。
——当人们用钻头凿开这大漏斗的一隙时,会发生什么?爆炸,还是诅咒的解除?
——那里是一个对立世界。
——在《神曲》里,我们世界的存在取决于精神世界的存在。
——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如果未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对谁有好处?
——这个答案没有人能预先知道。
——又,地狱不该是炽热的么?
——至深处是寂凉。
[1] 要小心不要被但丁对地形的描述误导。照他的说法,大漏斗上宽下窄,“尖端延伸至地球的中心”。钻到圣殿山深处的人们并没有证实这点。在私下流传的说法里,对其形状的描述通常恰恰是颠倒的。
12月7日,1932
明天是电影《恩加丁历险记》(Abenteuer im Engadin)在柏林的首映。导演:马克斯·欧巴尔。主角:古齐·兰切纳尔和瓦尔特·里姆尔。保罗·德绍配乐。这是一部以白雪皑皑的风光为背景,充满运动场景和跟踪拍摄画面的电影。媒体会及茶歇安排在阿德隆酒店,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现场,堆满丰厚三明治的手推车来回穿梭。在如此一家拥有一流供暖环境的酒店里举办媒体招待会,光凭这点电影就已大获成功。
《幸福之栈》演出中断
为了告别1932,马克斯·莱因哈特[1]策划了一场除夕讽刺剧,名为《幸福之栈》。札瑞·朗德尔主演,弗里德里希·霍伦德制乐,整体构思来自奥东·冯·霍尔瓦特[2]。然而它在柏林大剧院的彩排不了了之。霍尔瓦特要使用剧院自1920年起积攒的全部舞台装饰,它们现存于梅克伦堡的谷仓。这部剧按计划将是一出“世界剧场”[3],一次总体告别。
演出分为九个场景:美洲、厨房、那不勒斯、南太平洋、东方诸国、维也纳、莱茵河、北极及天堂。按照霍尔瓦特的构想,维也纳的部分需要长期的幕后准备,到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应是一个具体而微的1912年,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这九个场景将布置在一个旋转台上。
所有这一切证明远远超过预算。
米沙·斯伯里安斯基的《100米的幸福》取代霍尔瓦特的讽刺剧进行了彩排。对莱因哈特和霍尔瓦特来说,《幸福之栈》项目的搁浅是由于人们缺乏创新的勇气,还是他们过于吝啬?是二人太过狂热。
[1]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奥地利著名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从事戏剧活动,曾进行多方面的舞台革新尝试。——译注
[2] 奥东·冯·霍尔瓦特(?d?n von Horváth,1901—1938),生于一战前奥匈帝国、用德语写作的大剧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闻名遐迩,代表作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译注
[3] “世界剧场”(Das Grosse Welttheater),取自17世纪西班牙知名剧作家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1600—1665)的同名宗教剧,以戏中戏的手法叙述人类的命运。——译注
12月8日,1941
蓝色星期一。帝国行政机关缓缓回归运转。元首上午11点钟起床,忙碌到夜里1点。
一次由帝国保安总局组织、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邀请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原定在1941年12月8日举行。这次会谈往后推迟了六周,改至1942年1月20日。它便是万湖会议。而在1941年12月8日那天召开的,是帝国议会。霍斯特·伯克尔,一位(生物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于2006年研究短期演化现象时,以1941年12月为例子。他的问题是,在凡事不必然的无序结构里,如何发展出一种必然,它毫不费力地摧毁其余种种不确定(“可能性”)而把人们引向灾难。伯克尔研究的,是“恶的物种起源”。
——如果“万湖会议”在1941年12月8日召开,它和历史上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那次是否会有所不同?
——很有可能。
——此话怎讲?
——因为时间压力。
在这个一切加速向前的12月里即使作恶也没有准备余地。
试验场中的恶
与趋恶的自由相比,从善的自由是更大的自由。
——托马斯·阿奎那
他俩是熟人,相识有二十来年了。12月初的这一天,两个人一起去到其中一人的绍尔兰别墅,坐在圣诞将临期的花环前。主人事先准备好加了朗姆酒的茶。他们算是帝国素有名望的保守派,在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纳粹分子眼中都是可疑人士。
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行使选举权,它更是人大脑和身体的一种综合状态(这种意义上也包括政体):人类无法预测的摇摆不定。它顺应上帝的呼吸,在超越永恒的时间里,在人类中间维持着象征力量的“躁动不安”。对于勇气的培育来说它相当重要,一如它对洞察力、献身精神以及自信心的养成。就此而言,这两位保守的法学学者会同意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即自由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作为更容易获得自由的善,是一种宽泛而必然的集合状态,从中人类、国家和大地之法(Nomos der Erde)都保持流动的可能。如果说今天,自由的进化是为了争取它在恶的王国里更大的行动空间,那么这将是一个并非仅仅出于道德基础的重大转折。两位保守人士也许可以牺牲道德,但他们不愿对抗那自己原本不会重新意识到的自由(在自身内心行使的自由)。正是在这点上,他们心里充满不安。
——(比方说,在一个准备好离开自己岛屿的民族里)当多数人对恶习以为常,那么,自由作为人无法舍弃的东西——如果我对您和托马斯·阿奎那理解正确——就会与恶联合,这会导致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么?当大多数人已习惯为恶,将会发生什么?
——那您必须告诉我具体是“哪些恶”。毕竟作恶各种各样,泾渭分明。但在1941年的这个降临节,它还不曾演变为多数。直到目前为止,恶的进化几率并不大。
——您的意思是,那些选择了恶的人通常都会死绝?他们后无来者?他们崛起时咄咄逼人,但势头没多久就止住了?
——恶,一如既往,活动在一个试验场中。[1]
[1] 两位保守学者的对话记录是通过速记符号保存下来的,哥廷根的生物化学家马丁·艾根拥有一份复本。他用电脑重新计算了在自由条件下善与恶的存活能力,得出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平均值的情况下,人或上帝的自由意志与恶成反比(由于恶的自大、处心积虑、格格不入)。他说,这里的前提是人们对善的定义,如:“这样做有利”,“这是对本乡本土负责”,一件“始终质量上乘”的东西,或“行为举止得体”,即一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或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因此,马丁·艾根把“空想的善”视作“恶”。受托马斯·阿奎那另一段话的启示,他说,自由向善的转变取决于对善的准确定义(重点在于“善的使用价值”)。
12月9日,1941
由于不得不清空校舍,多姆和马蒂诺两所学校各年级的学生必须共用一栋楼作临时教室。课程改到下午举行。
放学后,我们分头去收集废金属。1公斤铁得1分,锌是7分,铜3分,锡6分。攒到40分就可以得到一次表扬。锡很少见,锌嘛,就是牙膏管。报废电器上有铜。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为帝国军备收集原料。
屋子的窗后还笼罩着灯光。严格的灯火管制要到19点后才开始。我们激昂的心蓄满能量,和外头的光源相呼应。吸到肺里的清冽空气是多么让人振奋!我们还没有成为士兵。我们还没有死。我们拉着沉甸甸的手推车,上面是我们上天入地搜集来的宝贝。我们拽着千斤重的发动机组碾过皑皑大雪。栅网和栏杆上的铁钩都被我们拆得干干净净。
12月10日,1932
在雅典,1931年11月由于银行集体倒闭所引发的危机而关闭的股票交易所,重新开张。“希腊的土地等待心灵。”[1]这种情感曾为希腊人的解放斗争带来胜利,德国人和英国人也助她一臂之力(荷尔德林写下《许佩里翁》,拜伦爵士在战斗期间死于风寒)。巴伐利亚的官吏们追随奥托国王[2]前来,为这个刚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度设立了第一套财政体系。可后来这些政府要员连同巴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一起,被这块忘恩负义的土地所驱逐。
[1] 语出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一诗。——译注
[2] 奥托一世(Otto Friedrich Ludwig von Bayern,1815—1867),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之子,1832年,17岁的他被立为希腊国王。——译注
12月10日,1941
德拉克马[1]的币值贬至谷底。第三帝国的金融魔术师,以特派全权代表的身份展开行动。那时帝国银行的“诚实货币”早已一去不返。金库里存的是“掠夺来的黄金”。现在将有数吨运往雅典。既然帝国占领了希腊,现在帝国就要负责力挽狂澜。
受元首委派,诺伊巴赫博士从罗马坐飞机来。德拉克马的命运取决于亚历山大,英国占领下的这个城市是地中海东部所有黑市的中心。来自英国的货币专家对黑市的行情毫无影响力,倒是身在雅典的诺伊巴赫博士有资格兴风作浪,如果他用黄金买进德拉克马。作为对手,英国早该准备好足够的希腊伪钞,提前几年大量收购德拉克马。但这些眼高于顶的人没这么做,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市场。于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希腊币值如何在短短几周内恢复正常水平。轴心国这次迟来的成功,全是诺伊巴赫博士的功劳。多亏他以官方身份高姿态地到来,拿出好几吨 “帝国黄金”——源自萨洛尼卡被没收的犹太人财产——救市,这才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假象。
如同有一条无形的线索牵引,中立国交易所内的希腊货币行情逐日看涨。军队、强制命令和兵工厂劳动本该与此没有任何干系,因为照理说,那些在亚历山大制定汇率、在路边小酒馆里啜饮咖啡的资本家,不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1] Drachme,希腊货币单位。——译注
12月10日,1944
在这场地中海风暴里,没人知道预备役少校、银行官员奥托·席林的船究竟是在伯罗奔尼撒以南的哪个地方沉没的。这位经验丰富的万湖帆船好手,往船上装了3.4吨来自希腊国家银行的黄金,一份返还帝国的贷款。很有可能就是这份财富把一艘木制小船拽向深渊。12月盛行布拉风,变化莫测的北风使人根本无法在希腊沿海航行。保险的做法应是先把黄金送到意大利,再通过火车运回柏林。
12月10日,2009
所谓的十二月开支:希腊共和国财务审计部长,陪同一位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派来的顾问,已经整整两天在追查普普通通的“十二月开支”。对此人们无法提出反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财政预算,在新的一年到来前都会把剩余的、那些本来将用于某种目的的款项挥霍干净,否则来年的预算就会缩水,无法再申请与今年同等的额度。作为一个曾在图宾根大学就读的法学专家,审计部长说,本来没那么糟,如果这些钱能转到下一年,至少能合理地使用它。自上而下传达的预算表毫无约束力。在一贯承袭东正教习俗的雅典,这里降临节的重要性要比北欧地区小得多。再说,这里也没有那些伴随年终结算繁忙工作的黄昏时刻——那只属于繁荣的商业城市。
12月11日,1944
降临节期间的华沙。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氛笼罩“第三帝国最后的胜利者”(那些镇压了“波兰家乡军”起义的华沙司令官的自称)。“政权”已开启不了什么局面,权力大限已至。人们很快就知道,这是一个最多再撑30天的体制——请问,该如何适应这种情况?
如此的权力没有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它随心所欲,因为没有时间留给可能的问责。几个星期以来虚假大行其道;收获的全是教训。只是,这些教训要留待何时?当一切都失去意义,人们并不会少犯错。
只有一小部分人面对现实:他们可以抓紧时间,为胜利者的审判做准备,很快就是波兰人的天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可以准备好档案的移交;若稍加恩惠,或许还能为自己多赢得一位朋友,少一个敌人。他们还可以把之前的罪孽都推诿给其他的部门和负责人。好好把握最后的日子,这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没人去做。生活中更常见的是,一个人在对往日的挥霍中走向新生。
德军驻扎区尚完好。佐利科夫的别墅纷纷被查封、接管。军需部长施米克尔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他把17—18世纪的家具用手推车弄到烟厂的仓库,其价值超乎想象。他成功搞到一列车,把挑选出来的宝贝悉数装上, 沿着哈尔茨山隧道的方向驶去。这个从未拥有过如此巨额财富的男人,在上衣胸前的口袋里,装着由铁路负责人签署的货物清单。
布里斯托尔旅馆位于德国占领当局行政中心的防御工事内,在这里,斯塔赫尔中将正忙着记录他的传奇经历,关于“在一个石头房子为主的大城市镇压叛乱”。笔记的章节主要按照“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来组织。一位由波兰家乡军打入斯塔赫尔指挥部的老牌卧底略有文采,他将这位压迫者的备忘录译成波兰语。日后,它成为波兰秘密警察镇压城市起义的必备知识,一份在今天的伊拉克会让CIA眼红的报告。
12月12日,2009
平安夜前12天,旺格努伊[1]不奉基督的河水冲断了铁路大桥中间的桥墩,就是惠灵顿往奥克兰快轨行经的那座桥。这通常都归咎于异常的降雨量。
感觉的惯性。在新西兰,即使周遭一派炎炎夏日景象,一旦接近平安夜,“各回各家”的渴望就涌上心头。所以,从桥折断处坠入深渊的特快列车上,满载着乘客。
火车头,五节车厢。直到最后一刻仍灯火通明。就在我眼前,窗内泛着光的车厢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一位目击者如此说。
120多位旅客,有47个抵达了目的地奥克兰。获救的他们伤势得到暂时看护。稍早,一辆急救列车从终点火车站驶往事故现场。
——您排除事故是阴谋的可能么?
——谁会做出这种事?
——人们说,旺格努伊河是“有灵”的。是那些被英国殖民当局杀害的毛利战士亡魂,将洪水引向桥墩。
——传言而已。在我看来这纯属天方夜谭。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外恰好发生在降临节,在最重要的基督教节日来临前的准备期间。它与异教徒的魂灵有某种联系吧?
——人不能为每一次巧合安一个阴谋论。
——其实这里阴谋本来也是多余。
——怎么说?
——对于栖息于水中的亡灵,何必需要什么阴谋。
[1] 旺格努伊(Wanganui),新西兰主要河流,最早毛利人在此开发定居。原著作Wangachu。——译注
12月13日,2009
时光匆匆的一个案例: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米兰急诊的整形牙医必须当机立断,如何保住总理先生折断的两颗牙。一座米兰大教堂的金属模型刚刚砸在这位政治家的脸上。在绿棉布的掩盖下,医生们忙着处理上面的伤口,把鼻子复位。他的保镖们在旁边积极地指手画脚,毕竟之前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自己的失职。负责嘴唇和口部的大夫只来得及对伤口瞥上一眼。在他看来问题不只在于伤势,而是总理的脸面。
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拿定主意。感谢美国人的研究,断牙的接续和漂白还算顺利。不过义齿的尺寸只能大致估算。折断的两截牙该怎么处理呢?几个小时前它们还生气勃勃,现在该把它们丢掉么?也许作为证物还值得保留?于是大夫将它们放入小袋交给警方。
皇帝的牙齿
牙老了,人就要老。被监禁在圣赫勒拿岛的这个人,不算波拿巴,也不再是什么拿破仑了。此时他的左上犬齿还待在嘴里,周围牙龈出血不断。
在土伦之前的时光,在意大利,在埃及,这颗牙一直完好无损。他很少在意自己的身体,年复一年,他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外部事物上。十片指甲,脖子上的肌肉,还有心脏和每根指头伴随着他四处征战(互有分工,运转良好时他几乎不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有时候忙碌的一天结束,在热乎乎的浴缸里或别的什么地方,能感到个别部位的疲劳抗议。但牙齿从来本本分分。牙疼这种事离他很遥远。
就在拿破仑去世前十二周,一位英国医生拔去了这颗牙。痛苦不堪的残存,一如既往的命运。同时拔掉的还有另外两颗。伤口一直没愈合。这位曾经的皇帝,他的意志、他身体的愿望,并不在意这里是否痊愈。
牙齿保存在匣中,几年之后它与皇帝的其他遗物一起,辗转成为意大利那不勒斯一门贵族的财产。这一家族的后人将这颗牙用小巧的天鹅绒锦囊盛着,拿到苏富比进行拍卖。成交价是15000英镑,买家不具名。一代伟人最后的生命遗迹,多少年来的精心呵护,如今消失得无影无踪。拍下这块历史遗物的先生为何对它感兴趣,人们无从得知。
12月14日,2009
一家现代银行拥有的不是钱,而是前人留下的一屁股债和累计的错误。相关转让直到天亮才完成。水喝得只剩一点,昨晚稍早时供应的一堆碱水面包也吃光了。外面的雪已积起厚厚一片,它在谈判团抵达时还不存在。负债过高的裕宝阿尔卑斯—亚德里亚银行将由奥地利政府接手,由此获得一线生机。巴伐利亚州银行将以较低价转让它所持有的份额。
月球的质地
人造卫星作为废金属价值连城,但运回地球的高额代价让人宁愿抛弃它。通过它在月球两极附近的精准撞击,月球的秘密豁然开朗。它的金属内核最多只占体积总量的3%。假设一个火星大小的星体与我们的母星相撞,西古德·沃尔夫松说,从中散佚出形成月球的物质。一开始它贴着地球旋转。那时,月球的光辉一定覆盖了我们三分之一的天空。
——在咱们祖先的眼中?
——我不相信那时咱们的祖先已经存在。
——也许是单细胞生物?它们不能“看见”,但能感觉。
——任何生物都有感觉。
——那个火星大小的天体后来去哪儿了?
——我们会在外太空遥远的地方发现它。一块残缺不全的废渣,但体积依旧庞大。
——比冥王星还要远?
——比冥王星外天体还要远。这个残余物一片漆黑,只有通过太阳的背光才看得到。在那里太阳只有拇指指甲般大。所以我不相信我们还能再一次与这个撞地球的老朋友“面对面”。测量,可以;看见,不可能。
——难道那或许是地球生命起源的“命定一击”,就完全没有现场目击者?
——完全没有。但也许那时地球本身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地球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巨物。古文献上有记载,巨人始祖伊米尔(Ymir),便是被他一个“同伴”攻击和杀害的。[1]
[1] 俄罗斯学者H. P. 勃拉瓦茨基声称,在西藏寺院里所发现的文献证实了这个说法。
12月15日,2009
恩加丁下了一晚的雪。从树梢到湖面,雪花公平地匀整大地。举轻若重。拂晓时分,霜雪无分彼此。凑近点看,列队爬坡的树上,枝头堆积的雪浑厚如枝丫本身。凭借自身的轻柔,它的到来遂成为一种可承受的负担。
与此相反,一路向上,在山脊和顶峰无树可倚的咫尺之地,大雪慷慨倾泻了几百万升。白漠白沼,令旅人深陷其中,直抵颈部。再往上的天地一如北国的冻原,东方的兴都库什。
汤姆·提克威仍然在考虑,是否要婉拒纪录片《耶稣究竟何人?》的委托。他在工作笔记上写道,人工布景的雪让人很难想象东方使者的到来及救世主的诞生。他更希望拍摄火山之巅的雪景镜头。在埃特纳火山的雪线之上,白绒绒的新雪紧邻黑色的熔岩铺开。在汤姆·提克威看来,这,才是一部片子开头应有的场景。可以称其为“自然的巨手”,它显示的,是地球内部那正在微微酣睡的惊人潜能。
12月16日,2009
光的脉络
在一个光明的人之中有光明,他照亮了全世界。
——《多马福音》
福音派教会在美国的强势复苏, 按照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的解释,是“对在阶级结构中劣势一方的平衡”。不堪忍受的一无所有需要得到补偿。桑内特认为,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体现的客观价值不被社会公开承认,那他的主观价值就必被推至极限。
这就带来了伪经《多马福音》的复兴。和《约翰福音》不同,以耶稣自身为例,它的语录力证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光也照亮每一个虔诚笃信的人。它是内化于我们自身的宝藏。
在2009年的12月,这种福音给伊利湖西岸不幸的家庭带来如此多的坚信与宽慰,他们紧密团结在十一种新成立的教派周围。其教会凭借信徒的奉献,拥有广播电台、聚会会堂,还出版自己的简报。
在我们面前,银行总裁麦卡伦是如此穷酸,尽管我们把土地和全副身家都抵押给了他的银行,用120年也还不清(现在,失业的我再也不可能偿清债务)。是的,通过内心的光,我们看见这位给我们带来贫困的罪魁祸首是多么值得同情。而我们——我的家庭和我,凭借维持内心的火种,在他面前重新树立起自我。我们为他端上火鸡,他却一点不敢享用。他用胃炎做托词,保证说很快就会加入我们教区的福音派新教会,再也不会要求我们还债。或许我们根本不会接受他。
12月17日,2009
迟迟拖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讨论就要结束,才亮出自己的真面目,这就是大国的如意算盘。通过意料之外的一揽子承诺,拯救世界气候似乎将圆满取得共识。然而接下来,来自巴西、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代表(把欧洲和俄罗斯晾在一边)一小时接一小时没完没了地磋商,怎么也无法形成一致。
OPEC的观察员们看上去心满意足。这时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调整了他们的期待。按照其中的说法,地球现在仍然处于小冰河期,预计气候冷化的幅度将有所增长,因此,正如人们过去所相信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所导致的全球变暖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到来。本来,关于到2050年喜马拉雅所有冰川都将融化的论点,也没有得到奥胡斯商学院气候研究所电脑计算的证实。身为《时代》周报的社论主笔,乔万尼·迪洛伦佐因这次哥本哈根会上的惨败想起了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的受挫。那些断言21世纪一切仍会依循正道的人错了,迪洛伦佐写道,早在20世纪,时代就已明显脱轨。问题不在于格陵兰的冰川,他继续说,而是会上暴露无遗的众口难调,已臻极致。
12月18日,1941
战时的一次错误决定。1941年12月,前途未卜的月份,外科医生达尔奎恩的妻子马里塔从地方抵达柏林,在波茨坦广场的宫廷大酒店下榻。她拒绝了贝尔勒普什中尉的求欢。这个决定在三星期后让她悔恨不已。年轻军官战死在俄罗斯北部,她本可以是他最后的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张他寄到她旅馆房间的卡片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他们是在和平时期于镇上一次化装舞会中认识的)。她本来可以悄悄溜走去找他。现在,一切都已太迟。她想把这份充满希望的关系保存起来,而不是把它挥霍在一刻春宵。她是喜欢那位年轻军官的。
爱情1944
不确定,说到底是无能为力,人在炮火中是否以及何时死去,这让一颗灵魂无所畏惧。我们还有什么好失去?
所以,在1944年一场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的空袭后,格尔达· F彻底放弃。断了念想,不再期待那个士兵从战场归来,自己还认得他,而他将会向她求婚。对那些留在城里军工厂工作的家伙,她没有兴趣。所有人都想和她发生关系。她选择了一个恰好路过的异乡人。他们再也没有相见。对此,她毫无悔憾。
为一晚
极乐世界
我把所有奉献[1]
[1] 此为1940年上映的德国电影Kora Terry中所演唱的主题曲之一。京特·施文(Günther Schwenn)作词,彼得·克罗伊德尔(Peter Kreuder)谱曲。——译注
12月19日,2009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12位助理、两位预算负责人和白宫安全顾问,在为明天五角大楼史上最高的6360亿美元预算案做准备。当晚华盛顿下起了第一场雪。21点,总统起身去和家人吃晚餐。安全顾问在午夜时分离开。其他人则奋战至清晨5点。他们经过侧门跨出白宫,扑面而来的,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脚下踩着新雪,一切心满意足。
在世界屋脊上。在遥远的东方,与华盛顿相差9个时区,总统特使、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由一列高速行驶的车队送往隘口。他希望能在这晚就抵达山庄,在那儿已安排好与印度西北边境省部落长老的会面。这里属于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区,在12月里也是极寒之地。其地幔和地壳之间的不连续面深达75公里。印度洋的断裂带强有力地挤压俾路支高原,使其亿万年以来一直向北推移,与西移中的喀喇昆仑山脉相碰撞。相应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自古以来便相互冲突。地质学家称这里为地球的第三极。不过,在地质学家阿卜杜勒—贾瓦德看来,这里的雪山、苦寒、多雾和地壳内部的不稳定,和寂然的南极或风平浪静的北冰洋完全不同。[1]
霍尔布鲁克的车没有武装。为了转移暗杀目标,一组有坦克护送的车队在另一条路上行驶。巴基斯坦的特工允诺对其实施远程监护,这必然导致行动的泄密。给霍尔布鲁克的感觉是一次完全不必要的花招,算不上美国实力的正面象征。他希望影子车队的乘客平安无事。
谈到政治的地质,那么,在这块由三个冲突区(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兴都库什)构成的土地上,方圆500公里内都遍布或“冻结”、或如病毒般蔓延开来的各种危机。看来谈判和暂时性协议在这里派不上用场,霍尔布鲁克想,但他依旧投入自己的全副精力,并对抵达会面地点充满期待。
冰雾遮蔽了司机的视线。汽车的速度在砾石上——如果这还算路的话——无法体现。为了尽可能减少雾状结晶所造成的反光,司机打开了停车灯。
“三只小狼来到世上/母狼躺了一星期/在雾里、冰里和雪里。”[2]
[1] 阿卜杜勒—贾瓦德(Abdel-Gawad),《俾路支弧形区的扭曲运动及其与喜马拉雅—印度洋地质构造之关系》(Wrench Movements in the Baluchistan Arc and Relation to Himalayan-Indian Ocean Tectonics),《美国地质学会通报》第82期(1971),第1235—1250页。霍尔布鲁克的助手之一对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地质构造做了笔记,以便于特使能够对任何关于这个国家地表之下所发生的事有足够的发言权。
[2] 参考歌德Der Segen wird gesprochen一诗,这里为原诗的第三、第二、第四句。——译注
12月20日,1832
出乎意料的改宗。酒足饭饱的韦内克博士,冒着雪在回哈尔伯施塔特市的半路上。之前借“丁格尔施泰特老产婆”的帮助,他在村里成功处理了一次难产。一开始他抄小路,村民不知是出于习惯还是迷信,把它当作某种自生向死的通道,因为在世界全然僵滞的冬夜里,这样一条“小径”通往的地方是虚无。韦内克博士如果不是醉得一塌糊涂,才不敢就这么回家。我叫克劳斯,我就是要回家。他嘟囔着。
雪地泥泞不堪。每走四步韦内克博士就陷进泥沼,使劲拔出大腿的同时还得保持平衡。他累得气喘吁吁。村子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雪堆成的小山。那底下有性急的法国工程师种下的杨树,它们遍布在通往城里的道路两旁。医生眼中一片茫然。他认为自己可能一直在绕圈。这个关键时候,身边只有计时表。
他只要一直走,就不会感到冷。如铺上一层裹尸布的土地望不到头,浓雾深锁。我坐下就会睡着,雪融后人们就只能发现一具僵尸了。韦内克博士天性乐观,凡事不多想,作为一个异教徒,他会拿《圣经》取乐,在病人临终的房间里不顾牧师的絮叨开诊单。现在他心里却充满恐惧。
只要我保持快步向前,凭借身后足迹的指引,我就会一点一点地靠近我的城市、我的家。家人一定已经生起了火。但在暮色四合的朦胧天地里,根本望不见自己的足迹。他可不想掉头再去确认。
茫茫黑夜,无边无际的雪有一种光。对此韦内克博士既不能说自己“看见”,也不能说“没看见”。在大雪覆盖的单调世界里,有一丝不一样的迹象都好。幸运的是,他脑袋里装着地图,关于欧洲的地理常识告诉他,这块平原(实际现在是小山一堆)往东将延伸至乌拉尔山脉,往西远去,则是严冬也拿它无可奈何的滔滔莱茵。他只有翻过哈茨山脉才能成功去到西边。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沿着山的方向前进。
还有十分钟就午夜了。可靠的计时表向他报告精确的时间。这个时候,他还有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求生。多么遗憾呐,他告诉自己,这么一个好医生就要没命。
他用冻僵的手揉了揉眼,一瞬间,他相信自己看见远处一道微光闪过。现在轮到幻觉了,他想。关于这点,他曾经读过外科医生巴龙·拉雷的报道:困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皇帝的步兵是如何受到视觉幻象和其他同样错乱的幻觉侵扰,眼前出现了热浪滚滚的埃及景象。因此他起先并不认为那是指引之兆。困倦堆砌起疑心重重的冰山,将这个精疲力竭的男人包围其中。
长话短说,正是这个勉为其难、几乎不被察觉的征兆救了医生。它其实来自教堂执事手提的灯,那时他拾级而上,在一定距离之外的教堂里恰好从窗边经过。执事要去敲钟,他已经迟到了,大约十分钟的攀爬他休息了两次。城里钟声的降临要比平常晚两三分钟。
尽管眼神乏力,韦内克博士选择相信那道稍瞬即逝的光。它引导了他冥顽不灵的心。就这样,医生来到了这个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中世纪的教堂广场,对多数异教徒国度来说无比威严却遥不可及,现在它给一个异教徒送去了一盏灯,一盏来到钟楼之上俯视苍生的灯。之后,尽管迷路的事不再发生,因为冬天的酷寒相对缓和,医生也不再出诊,这盏灯却保留下来,最初是油灯,后在医生子孙的促成下改成电灯。直到1945年4月8日,它毁于哈尔伯施塔特的一场空袭。由于春季(使用夏令时)是21点以后才亮灯,死亡的那一刻它保持黑暗的沉默。
12月21日,1945
我父亲、医学博士恩斯特·克鲁格53岁生日。他位于帝王大街42号的房子已被炮弹夷为平地。这座城市失去了它早年的生活节奏。如今的市中心是一片废墟。
父亲赁来诊所和栖身之处。食物贮藏室里挂着香肠和火腿,它们被紧紧锁在门后。这份冬日的储粮可不许任何生日会的客人染指。烧酒,倒是可以尽情享用。
下午5点,哈尔伯施塔特市剧院的8位乐师翩翩来到。整座剧院现临时安置于“海涅小香肠”工厂。他们演奏《爱情是只不羁鸟》,之后还有《啊,尚未破碎,你这疲惫至极的心灵》,《来吧,希望,留住最后一颗星星……》,最后是《您的船在海上行驶》[1]。现在,地方医院的大夫们到了,粮商塔克、芬格、霍迈尔、布尔达赫市长、格拉赫、大小施密特(恰好同姓,两位都很受欢迎)、费林、米勒、施利普哈克。大伙儿纵情至凌晨5点。
[1] 原名依序是《爱情是只不羁鸟》(L’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比才歌剧《卡门》咏叹调;《啊,尚未破碎,你这疲惫至极的心灵》(Ach,brich noch nicht,Du mattes Herz),贝多芬歌剧《莱奥诺拉》咏叹调;《来吧,希望,留住最后一颗星星》(Komm, Hoffnung, la? den letzten Stern…),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您的船在海上行驶》(Traft Ihr das Schiff im Meere an),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译注
12月22日,1943
一架雪橇摆在客厅。试坐一下礼物。兄弟姐妹簇拥而上。黄昏已至,烛光亮起。我们彼此相伴。“依旧朝气蓬勃/且怀着最大的喜悦/如此时期将它坚守。”[1]父亲,一个士兵回家度假。母亲,却已不忠于他。孩子们看在眼里,他们唱着:“然而两颗,相爱的心/永远坦诚面对。”[2]母亲颤抖着,这算一种暗示?但孩子们没有告密,只是说出事实。
现在大家都在唱这首歌,战争最后的日子有它流淌。说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陌生的土地上踯躅前进,心的方向却遥指家乡。这样的一群人,胜利之神已将他们抛弃。家乡的妻子也唱着:“一切正在消逝,一切已不再/每一个十二月过去,五月都再来。”眼下,是12月尾随5月的脚步。黑暗笼罩世界。然而两颗,相爱的心/永远坦诚面对。
[1] 出自奥地利20世纪著名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的伟大诗剧《人类的末日》(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译注
[2] 出自奥地利作曲家韦塞利(Friedrich Raimund Vesely,1900—1954)的著名歌曲《一切正在消逝,一切已不再》(Es geht alles vorüber, es geht alles vorbei,1942),由拉莉·安德森(Lale Andersen)主唱。下文“一切正在消逝,一切已不再/每一个十二月过去,五月都再来”也是其中片段,战时甚至有人把它改编为:“一切正在消逝,一切已不再/即使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后是他的党派。”——译注
12月23日,1999
时间并不与人为善。
从罗马一路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论著《撕裂的时间》(REISSENDE ZEIT)的作者遭遇了一场冻雨危机。恶劣的天气让德国的路面在1999年12月23日这天形同战场。论著的底稿尚未完成,但截稿时间已到。想在平安夜前夕有更多时间在家来酝酿思想、激发灵感,这份急迫让他猛地翻下路堤,连人带车扎进碎石堆。严重骨折,他到家的时间往后延迟了数周。在医院,挚爱亲朋给他带了一棵人工组装的三段式圣诞树;加护病房明亮起来。现在他有时间来赶稿了。
新年刚过他就给出版社挂电话,那头对标题的准确性提出怀疑。论著是一种老式的文体,出版人说,而“撕裂”(rei?en)这个词传统的“?”现在写作时髦的“ss”,会让读者无法理解。他们会误以为是“旅行”(reisen);况且,硬要说的话,如果不通过口头的重音强调,“?”和“ss”之间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对此,作者回答说,他很愿意在书讯和前言里给读者解释清楚,但题名绝对不容许修改。对于标题前面“论……”(Traktat)的标示他倒是可以妥协。在这一点上出版社和作者达成一致:给一本书的文体自我设限纯属多余。
对弗雷德·凯尔普来说,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双关:时间在猛烈的拉锯中匆匆逼向未来,但它也漫游过去,曾经被剥夺之物的一种坚实存在就在某种堆藏空间或队列中等候轮回。这种被剥夺之物中有一块保留之所,珍藏于其中的,正是人性。相反的,未来所夺走的,则取决于生命里那些适时涌现的缓缓当下(成为未来,否则就彻底消亡)。然而,作者写道,对于时间的撕扯,他是可以听见的。不仅是来自蒙难的表现(破败的城市、毁损的人面),而是从内心倾听“来自事物自身的尖叫”。 凯尔普说,撕裂一切的时间是命运唯一的化身,就在巨浪高悬将落未落之间,人能察觉它的存在。这也可以称为一种时间错位,如同海水起伏,生命之舟在洪流中有时前进,有时后退。
不过,时间撕裂则要比海洋剧烈得多,也更有针对性。位置往左往右偏一点,早几秒或晚几秒,一切都照常进行。一个人只要离开时间中断的现场五米远,就什么事也没有。时间断开,生命消逝,从中凯尔普得出一种世间万物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它穿过时间裂隙,坠入时间的深渊,通往毁灭,却又从那里抵达万物的源泉,获得新生?这恰恰是论著中多处提出质疑的地方。如同被诸神的闪电击中,生命(或者由生命构成的存在)、祖国和政体的一部分脱离现实,却不曾找到未知的乐土。这是诅咒,凯尔普写道,对克洛诺斯的诅咒[1],对这不驯服的巨兽——我们就是这样看待时间。
[1] Kronos,希腊神话泰坦巨神,他打败父亲成为众神之王,被其父诅咒日后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译注
12月23日,1932
你若爱一头小鹿胜过其他
请别放它在外落单
林中猎人吹响号角
声声挟着恐惧在来回游荡[1]
寒假前最后一天上课,奥托·米勒博士在八年级的课堂上,选了艾兴多夫《暮光》这首诗的一段。
[1] 此处译文参考《艾兴多夫诗选》,曹乃云译,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略有改动。——译注
12月24日,1943
平安夜,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接到电召,其他医生因即将到来的节日都不在岗位。一次地区医院的紧急状况,一桩拒绝接收的病例。孩子的头和脸卡在骨盆上方。阵痛加剧了挤压,小生命无法找到向下通往我们现实世界的出口。胎儿头部压迫着母体的骨架。对付这种状况只有动用产钳。这是一种铁制玩意儿(不属于习惯剖腹产的今天,而是医生和助产士还有用武之地时的工具),它“夹住”胎儿敏感的头部两侧,注意不伤害这颗柔弱的小脑袋,以一种“钢铁化为绕指柔”的力量,把孩子从绝境带往希望。“非蛮力”,这意味着医生必须找到用力的支点。不知道自己应如何“出生”的小生命需要引导,同时还不能窒息。医生身上每一块肌肉无不屏气凝神,他凭借产钳感觉,也通过它倾听。在这平安夜即将到来的时刻,先前他喝了四瓶烧酒,为此神经隐隐作痛,但随即而来的事故使他重振精神。
手术的风险——对此他十分清楚——如同一次吸毒的体验。当他对这个“最初的生命”,对这个有着几十亿年古老构造、却对当下的一切都体察入微的蛋白质组成物体,施以毫厘计的产道牵引,他感觉自己就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船长,汗水顺着额头淌下。兴奋的他,压抑着不让心里的激动蔓延到手掌和肘关节,那里现在接着胎儿,正往出口方向移动;小小的两条腿已露出一边。他的两个手指稳住了嘴巴以下的颈部。他把这个充满希望的创造物带往光明。
如同旷野里的牧羊人,接生婆拿着毛巾和热水在一旁等候。她接过襁褓,竖抱着孩子以催促那第一声啼哭。胎便排出。接生成功,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相互祝贺。圣诞面包已经准备好,医生打包带回家。这么晚回去过节,他必须带点什么来抚慰家人。婴儿裹在温暖的被窝里。母亲精疲力竭,一杯格罗格酒对她有益无害。现在他动身返家,醉得一塌糊涂。什么麻烦也没有,敌人也不存在,圣诞快乐!
12月25日,2009
彼拉多升天。在违反各国海关规定的情况下,一幅圣像画成功运到了诺德林根。图的左上方有一个天使,捧着彼拉多的脑袋,上面还顶着光环,朝向天国。底部是彼拉多被斩首的场景。公元33年4月3日彼拉多处死了耶稣,提比略皇帝(图右上方,稳坐王位)获悉后,立刻将总督传唤至卡普里。抵达当晚彼拉多就被砍了脑袋,但死前几个小时,他向基督忏悔,由此他的头颅得以升天。也多亏他的临终忏悔,失去身体的脑袋才有光环围绕。
在这番景象之下,左边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不但在处死耶稣一事上发出了决定性的声音,之后还打算起诉这位被涂油者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他被装在一个袋子里,这是古罗马的“袋刑”。浸满水的皮袋会被丢弃在荒漠的烈日底下曝晒,挤压出犯人的五脏六腑。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圣诞节到来前,这幅独一无二的画及时运到了德国,它将在节日过去后献给市长。
12月26日,2004
史蒂芬日[1]。圣诞节作为一种报复。淹没整个大陆的洪水不是海啸。它既不是从海上来,也不是作为暴雨降临。吞没我们及我们的房子的,是滔天污泥。身陷其中,我们游不动也潜不深。它将我们拥入怀中是如此迅疾,我们的逃离总是慢了半拍,因为急切的它从四面八方涌来。看,相比之下,山体的移动是多么缓慢。两旁升起的泥流奔走相告,转眼汇合,这个怪物!它从山坡奔泻直下,力量不断壮大,因为剧烈冲压带来源源不绝的泥土。对我们,印度人和白人、异教徒和基督徒,泥浆一视同仁,紧靠堤防和木头墙板,抑或游走,全是徒然。烂泥糊中什么好东西也没有,它看来已遭上帝甚至所有神祇的遗弃。
几千人逃往海边。军舰打开了船尾的入口慷慨接纳,人们争先恐后,海水冲去了他们身上的泥浆。拦截追兵对大海来说可是毫不费力。
由于这场天灾只侵袭了一个大陆的一部分地区,拥有五大洲的行星总体来说不受影响。房子、车和人都一卷而空。葬礼是用不着了。它给太平洋带来的强烈震动远远大于人类心脏的震撼,后者只是像块人体的健康肌肉那般呆板地颤动。震变持续了一周,一系列的紧急事件,各种通知,一连串的爱心奉献。
疮痍之地的搜救继续。一家家从兀立泥流之上的房顶获得救援,载离,登记。受损较轻的人们则被安置在灾区边缘的地下室和带遮棚的阳台里(这个国家的冬天还算暖和)。警察署长视察了灾区“风景”。很快,上帝之子的象征重新涌现:圣诞枞树,缤纷的装饰,银丝条缠绕枝头。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南美洲研究者唐彼得森如此自问。从何而来的坚持,鼓动这个基督化的世界一次次重新投入欢庆?无法抑制的情感是否连北欧的冬夜也无法将其消弭(研究一度认为可以做到)?来自两千年前伯利恒的福音当然也解释不清原因,而研究所得也尽是误导。人类的日常情感从何而来,又通向何处?它是我们对众神的报复么?假设这种动力来自印第安人,他们说:没错,你们可以屠杀我们,恐吓我们,但每次的灾难都证明,尽管我们无法幸存,你们也同样不得善终;这里头存在着某种公道。有一种颠覆力量比你们的颠覆力量(被压迫的人民,被钉十字架的人,小商小贩,杀人放火的凶徒和书籍拥有者)更持久。试问对知识载体的保存要如何对抗变天的泥流,假使后者的规模是如此巨大且突然?这转眼现身的绿意,甚至先于其他基本生存条件(水、电、食物)的恢复,从人类自身力量感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感觉自己能够扭转某种毁灭性的东西,一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其抗衡的巨大混沌?甚至,他们是否意识到一种报复的力量,即便是来自己身,也不免为之胆寒?
[1] 史蒂芬日(Stephanstag),基督教圣徒纪念日,又称圣司提反日(St. Stephen’s Day),在英联邦国家为“节礼日”(Boxing Day),纪念遭异教徒用石块砸死的首位基督教殉教者。具体日期为每年的12月26日,圣诞节次日(东正教为12月27日)。——译注
12月27日,2003
她感到被困住了。摆在她眼前的是上了岁数的年纪,尽管她从未承认。身边两个心爱男人的争吵让她心烦意乱。他们并非完人,但这并不影响她对他们的爱。
她想回到过去,那时她对世界一无所求,只需追随父亲的脚步,人生自有心爱的权威替你决定。
从兴奋的平安夜到新年除夕,圣诞的喜庆封死了所有的逃避可能。人们沉浸在回忆里。温润的西风拂过这片城市。
只能如此,她看不到有其他出路,因为人无法真正折返童年。她有条不紊地为最终的毁灭做准备:车子、塑料管,连接排气管的部件。地点,她选择的是一处林中小道,那里是从前她和父亲散步时每每都要通过的入口。小道能通往森林里条条可行之路。她喝酒,以她平常的标准来说,是狂饮,一整瓶威士忌下肚,她咳着,坐等自己的精心设置发挥作用。一个在他人眼中充满魅力、活泼外向且依然年轻的女人,即将就此消逝,想到这里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她再也看不清这个世界了,事后她一位伙伴说。外面,落在车窗上的不是雪,是雨。
12月28日,1989
共和国宫[1]是其工程师们的骄傲。一整天直至午夜,所有的房间都被预订一空。“前所未有的盛况!”主厅里,人民议院的坐席可以向上拉起,就像升船机那样,礼堂便成了舞厅。这里曾席开186桌,酒足饭饱的客人在6个舞池里翩然起舞。民主共和国的国营酒店没有任何一家能与共和国宫的辉煌相提并论。凌晨4点左右,一切才曲终人散。门卫准备喝个痛快。清洁人员进来打扫。拥有一份工作是多么快乐,而幸福的终结又是何等不知不觉。厨子们久久地坐在一起,彼此取暖。
工程师的骄傲
我曾是工程师,马格德堡的党内高级同志,现在是普通人,奥舍尔斯累本地区的乡土学者,和马格德堡的市博物馆还有往来。
我的一项研究成果让我感到自豪。众所周知,共和国宫使用了最精良的瑞典钢铁,后者一向是民主德国建筑材料。共和国宫拆除后,14车皮的废钢废铁卖给了迪拜,被用于世界第一高塔顶端12米处的建造。因此,我们旧世界的一部分得以幸存。在公元6032年访问地球的外星人,将会把这块金属残余物认作某种民族遗产(假设迪拜塔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完好), 如同人们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废墟底下所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珍品。对此我还要在《家乡之友》上发表一篇简短的评论,就在这个十二月。
[1] 共和国宫(Der Palast der Republik),位于柏林,曾是民主德国人民议会所在地,也举办各种大型文化活动。1976年建成,2006—2008年拆除。——译注
12月29日,公元前21999年
冰河期。冷到极致(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同一个冰期,只不过不是大冰期,而是小冰期),人们可以拿12月傍晚的恩加丁来设想,阿列克谢·季赫诺夫说,他是俄罗斯科学院猛犸委员会[1]的科研秘书。不应该更冷么?西尔维·沙尔比反问。已经够冷了,当您在荒原中找不到任何取暖物,还没有栖身之处的时候。
俄国人接着说,那时的天气预报会是这样的:两年来高压笼罩欧洲,持续自浮冰区刮来的风,给这个地区带来酷寒干燥的空气。在接下来的四千年里,别指望这种极端干燥、夹带大量灰尘的东北风有停歇的时候。下午1点的气温已跌至冰点以下。
那么,是否有人类经过这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冻原(连同它的草地、珍贵的植物,但那时没有树)?季赫诺夫回答说,我们的祖先不是“经过”,而是在与死亡赛跑,侦查环境,搜索猎物。如果不能尽快找到什么,他们就要饿死。
[1] 原文为Mammutkomitee der R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译注
12月30日,1940
夏之意志,冬之意志。斯特雷帕河[1]畔兹博罗夫[2]地区的拉比之孙,G,漂流到剑桥大学物理研究所这座港湾。他私下用德语——因为英语对他无法不带有一种羞耻感——说,“恶,是在时间中错置或迷失的善”。漫漫冬日在人们内心代表的是“对恶的抵御”,与此相反,夏天的意志则可以如此表达:“恶与善的彼此试探。”
G说,两种势力在炎炎夏日反复较劲,仿佛从晴朗或阴雨的夏空中能找到解脱之道。人们如果想将夏天和冬天各自的意志统一来看,只会引起意志力的相互混淆。您不能同时拥有两种立场,因为没有人能够同时实现善与恶。这是两个物理学家之间的交谈。G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兹博罗夫的拉比会教人相信,恶永远只是时机不对的善?如果善没有错置,恶也就不存在了?善恶如果必须非此即彼,那将如何?这样的事可不能是什么定则。
对,它只是一种经验。
欧洲大陆对他们穷追猛打,按照那边的看法两人早该没命。现在,他们栖身在这个安全的岛屿上,享受研究所的尊重。促膝夜谈,彼此相伴的安全感,这些对他们来说再多也不嫌够。亚伯无论如何难逃一死么?这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敏感问题。如果拿起石头的该隐由于意外或天使的阻挠——比如说滚落斜坡——丢了石头,一命呜呼,而亚伯成为人类唯一的祖先(妇女对此的影响须一并计入),这种情况下恶又如何归究?
人必须这么来看这件事,G回答说,即女人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事故发生之前,关于这起阴谋袭击,来自亲兄弟的妒忌,尽管亚伯自己没有感觉到,但他会从该隐的妻子那里有所耳闻。所以说,是亚伯在预先准备好的正当防卫中害死了他的兄弟?无须上帝的使者站在该隐的立场来宽恕他的罪行?这样一来,朋友回说,死者的妻子或子孙就会杀死亚伯,于是现在两兄弟都死了,这可不是善。让该隐为恶的,在亚伯身上也不可能就成为善,拉比的孙子G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这里指出的是某些被忽略的因素,他的朋友又补充说,亲戚、孩子、女人、咨询专家(牧师)……所以说就算亚伯怎么着都会死,该隐也可以不必是杀死自己兄弟的那个人。
——时间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吧。
——难道我们不打算深入探讨它么?
不,他俩需要的,是谈话的延续,是留在对方身边,一起望着茫茫黑夜,想象那里的英式草坪。
——我们偏题了:冬之意志。该隐是在冬天还是夏天杀人的?
——这我不清楚。
——我们无法让它没发生过,但我们可以减少谈及此事时的混乱。
兹博罗夫拉比的孙子现在精神奕奕。几点了?他的朋友问。新的一天他们必须保持清醒,实验室里不待见疲惫的心灵。外头,1940年的英伦细雨正斜叩窗棂。德军曾经有望登陆成功,但时机稍纵即逝。当下,在欧洲大陆各自季节“意志”中的“恶”还没有成为现实。恶不可信仰,必须质疑。凭借六千年来的人类经验传承,两位物理学家坚持这是一个坚实的立足点。为那些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编织虚幻的统一意志,他们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恐惧也并非他们所愿。只是希望,多一些时间相处。谁知道来年春天,对岸那个机构匪夷所思而又步调一致的意志,又会怎样地异想天开?
G说,我们或许不能预见这样一种意志,但可以避免用自己的想象去强化它。英国的雨水来自遥远的大西洋,自有其规律,在它之下,两个老友沐浴着西风,面对人类意志的强制扭曲,他们的工作和自由均远离远处那股嗜血意志。眼下他们的确缺乏意志,以一种西方的方式。
[1] 斯特雷帕河(Strypa),乌克兰西部河流,德涅斯特河左岸分支。——译注
[2] Sborow,乌克兰语为Sboriw(Zboriv),为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
12月31日,2009
关于“无法穿透”的印象。格林童话中有一个故事,里头讲到一共只有十二套餐具给十二位“这个国家最聪慧的女人”。第十三位仙女没有收到邀请。如同切尔诺贝利事件或雷曼兄弟的破产,被整体排除在外的个别因素旋即带来灾难。第十三位仙女的报复,是让皇宫连同整个帝国陷入了千年的沉睡。
同时,仙女把皇宫围上一圈由树木和荆棘组成的树篱。枝丫层层交织,构成了一张“棘网”。皑皑白雪覆盖枝头,给人一种无法穿透的印象。然而实际的生活告诉我们,在密密麻麻的枝丫底下,可以发现一条洞悉这若有似无屏障的出路。人们只需去到表面景象的深处,在那儿,有数以十亿的螨虫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诗意栖居。
“时间的”力量
“时间”,是什么?我是历法研究者,不是物理学家,修士安德烈·毕托夫说。时间与时间之间存在节点,看它是年关的交替还是日夜的转换,是季节变化(比如气候)还是时刻划分(一个人转眼逝去的分秒之间),世世代代,种种人生。时间,我们恐惧,时间,我们珍惜。
您的意思是说,时间不允许任何世俗权威的介入?客人追问,它不受外界左右?毕托夫反问,时间属于谁?生物学家西格蒙德·弗里切博士可以回答:拥有时间的是细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地球自身,时间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个体。天赋的自由权利,他继续道,在此画上句号。
毕托夫说,把12月31日当作一年之终,这种人为操纵尤其危险。大自然里的一年没有尽头。过往六千年的人类历史,这种计算的必要是为了“新年的到来”,漫漫时光的一次刻痕。如果不是宗教的力量,这根本行不通。
日历是保守的
直到公元前153年,罗马历都只有十个月,304天。之后,一年的开始才提前了两个月,但标志一年终结的月份,却没有人敢做出改动。
不平等的一种极端形式:时间表
在法国的革命历中,年份是按照10天一旬来划分的,并以一年的自然现象命名之。在这样的计算下12月消失了。11月21日至12月20日合并为霜月的30天。接着的12月21日至1月19日(排除那几个圣日和有自身特色的新年)是雪月。与今天不同,节日扎堆在9月:9月17日(从1800年起是9月18日)是胜利日(Jour de la Vertu),9月18日(1800年后是9月19日)是天才日(Jour du Génie),9月19日(1800年后是9月20日)是劳动日(Jour du Travail),9月20日(自1800年起是9月21日)是舆论日(Jour de l’Opinion),9月21日(1800年后是9月22日)是奖赏日(Jour des Récompenses);只有闰年有革命日(Jour de la Révolution),即1795、1799年的9月22日,以及1803年的9月23日。
法兰西老百姓凭着不受外界左右的时间感,轻易就把这套年历法令抛诸脑后。一开始这套历法要经“二次计算”,之后日益淡出人们视线之外,最终在波拿巴第一执政的首批政策中被废止[1]。
列宁的一次失误,2009年12月(及2010年1月)迟来的报应
1918年2月14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俄罗斯实行西历。但国家机器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新的纪年从未完全取代传统。长期以来俄罗斯的老百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按着两套教历过日子,拜占庭的儒略历和国家规定的西式格里历。
直到2009年和2010年之交,这种做法导致了“经济表现的中断”。普京总理想克服这个弊端,结果只是徒劳。如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基督教的节日也横扫从莫斯科到乌拉尔山另一侧的俄罗斯大地,但它们的结束(包括放假的感觉,返工的时间)要晚13天[2],在此期间的饮酒狂欢和节日宴请源源不绝。现在,还有1月6日的主显节,这个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节日(也是满满13天的声色犬马)。新年之后又新年,慷慨供应着狂欢庆典。
延续一个迟迟不愿结束的特别日子来代替现实(你的工作,你的职业),这在修士毕托夫看来,是同时对肉体、灵魂和国民经济的严重摧残。一切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临时革命政府想要操纵时间,对此,只有上帝和人民才有全权。
关于历法改革
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共和国之间,有一条高山环绕的狭长地带。1917年的地图上没有它,之后也从未被划入任何政权的管辖范围。直到苏联消亡,这里依旧保持原样。树倒猢狲散,剧变后的东正教修道院只留下一个修士照看,维持日常工作。
几百年来,这座修道院致力于教会编年史的修纂。那位遗世独立的修道士,委托也好,遗忘也罢,并没有落入长久的寂寞。无论是教务还是学术,凭借网络,他和全世界的兄弟组织都保持着联系。周遭的穆斯林世界对这个化外之人毫无所知,也干扰不到他。
安德烈·毕托夫修士将近世划分如下: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789年一个世纪
1793—1815年一个世纪
1815—1870/1871年一个世纪
1871—1918年一个世纪
1918—1989年一个世纪
= 341年,却有着500年的实质内容
之后:当前时期
毕托夫需要为这种新时代计算法补上一些年份。他通过对中世纪日期确定法的批判性调整来修补——这里他与黑里贝特·伊利希博士的观点一致。时间有虚构的成分,比如查理大帝其人的存在便无法证明。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根本是子虚乌有。由此,毕托夫轻轻松松便推导回基督出生的日期,其与修道院新纪年算法恰恰匹配。
当前的美国学术界中,毕托夫修士被认为是时间压缩(ZEITKOMPRIMATION)的创始人。“世纪”一词展示出的本质具有一种形态结构,它强迫年与年围绕一个中心沿圆形或椭圆轨道循环运行。它任意地规定时间按照日和年来计算。毕托夫说,因此法国大革命的那三年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结构”,它属于它“自己的世纪”。时间自决必须和民族自决一样获得承认。
所以,为什么英格兰或法兰西的经验,就必定可以套用在俄罗斯身上?对此毕托夫很是激动。此时间不同于彼时间,英国的百年和俄罗斯的百年肯定不能等量齐观。然而,毕托夫继续道,各个大陆的历史和其居民,超越自身的形态场彼此相连。于是时间洪流在那一层面上重新汇聚。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地是否就是法国,这根本无法盖棺论定。在新的时间计算下,事情的起源完全可以不等同于(表面)发生地点。我们已经发现,在俄罗斯、德国中部和塔什干,如同在葡萄牙及其东亚各殖民地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人们的情感认同都在变动中。
在毕托夫的山中修院,取暖的物资十分匮乏。冬天他的双手最暖和的时候,是他牢牢抓着电脑鼠标的时候。
过去的未来[3]
我的故事,一个还活着的人的历史,所呈现的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式(结束,是因为不再存在),也不是过去之我即当下之我的完成式,而是另一个人的故事,他将在我成为现在的自己时,成为过去的我。
——如果我对你理解得没错,“我成为现在的自己”这句表达的是一种悼念。我已经看到:过去的我将成为一名罪犯,尽管这不是那时的我所愿。停战之后巴黎沦陷,我搭乘第一批列车前往,身着便装,护照上写明我是帝国保安总部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被委派主持与法国的和谈,一项在施泰因男爵的时代没有成功的任务。那时我还不知道,一年之后的我必须在俄罗斯南部组织集体处决,那让我在五年后得到了报应。
——这些,您根本无法用过去的未来作表达,因为过去的您已经在克拉科夫伏法。您的未来已经被斩断,如同断头机下的脑袋。
——我只是在设身处地想象一个沦为罪犯的人。现在我可是坐在您面前,桌上摆着饮料。
——然而“过去的我将成为”,是一种强有力的意念投射。不能和我真正的行为和未来混淆。
——这些语法形式的用处何在?它让德语很难学:听起来如此复杂,尽管生活原本单纯。
——它是人自我抉择的关键。
——基本上人类是能够支配自我的。有句歌词说:你这可爱的天使,未来你无法预知。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预知能力,以及决断,到底自己前方的路将怎么走。“只选择那个你愿意忍受的未来!”
——语法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一种凶器。
——它是意识能运用的唯一武器。
西伯利亚的时间储备
在那个时候,安德罗波夫[4]同志的身体总是不太好,不适合出远门也不爱旅行,作为克格勃领导的他即将出任党的总书记。那时俄罗斯秘密警察分处有一位陆军上校莱蒙托夫,他是吉尔吉斯人,祖上曾出过异教的祭司(西伯利亚万物有灵宗)。服役期间(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遍布世界的组织机构里,时间绰绰有余,站在高耸的混凝土大楼窗前,里头的岁月流逝要慢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他编写了一部历史随笔集,围绕着“关键时刻的无能”这一主题做文章。
事实令人称奇:世界历史的伟大舵手在关键时刻往往马失前蹄。莱蒙托夫说,认为神明不存在无疑是种教条观点。显然,势的成与败都是神意的显现。你们会认真地把一次感冒当成拿破仑没有在滑铁卢打包围战的原因吗?莱蒙托夫问他的听众同志。那本是将军们给拿破仑的忠告,可以确保胜利果实无虞。一次失误,就因为一场感冒?
不,失误是源自皇帝对他自身使命的信仰不够。一个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助手如此回答(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努力跟上Perestroika [5],他们感受到它的到来,但谁也不知道新自由会以什么样的名义出现)。
这点我质疑,莱蒙托夫反驳说。让拿破仑功败垂成的神性,正如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那道闪电。
您这是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么?
恰是如此,莱蒙托夫说。一个唯物主义者绝不满口教条。没有确切理由,他不会排除任何影响世界力量的可能性。尤其是我们的视野得到扩充的时候。您且看希特勒特有的无能,他的盲视(发生在莫斯科前线惨败之时)。1941年的12月:“如同雪盲。”他向美国宣战,按照轴心国之间的协议这本无必要。是他一手造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毁灭。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莱蒙托夫的上司横插一句,他也在这些人之中。您究竟想说什么,同志?
这个当时依旧烜赫的帝国拥有西伯利亚所有的时间储备。还有应有尽有的思想:一个精神生活的保险库。
当我(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个助手)留意到总统的无能为力时,我想到了莱蒙托夫的观点。那是从马德里和谈[6]归来之后。我们在那里哀求别人。他再也不是以往的他了。喜怒无常的地中海之神,过去曾帮助雅典娜毁灭特洛伊,现在侵入他的体内(一如其驱动病毒、虫噬、毒药和断念)。于是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束手无策。在“明斯克那帮人”[7]的谋划下,苏联作为政权主体不复存在。他应该以叛国者的罪名逮捕他们吗?他是拥有充分权力这么做的。
就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不久,我们办了莱蒙托夫上校的丧事。“被众神遗弃”的他饮弹身亡。
Tempus,Aevum,Aeternitas [8]
我们伊斯兰教徒秉持神的旨意,同三种类型的时间打交道。贾迈勒·伊斯兰说,他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天体物理学家,苏菲派文献的行家,此派文献自1150年起便只凭口头传承。我看了一眼我的表,我读到的是TEMPUS,原时,它把我和科学世界的原子钟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下,地球和太阳共同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一圈仅需两亿五千万年。
与TEMPUS不同的是AEVUM。它是非物质的原时。我的内在凝视着中心。那里安拉的黑色太阳由内向外散发。黑光(不可见光)的源头就在太阳神经丛的西边。把来自上帝使者的射线与位于横膈膜和太阳神经丛之间的恐惧感或幸福感相混淆,这是一种异端。只有数百万信徒的中心能形成AEVUM的射线,心灵凭借它向上攀登。[9]
第三种时间,AETERNITAS,它是唯独上帝才能体验的绵延。把它与TEMPUS或AEVUM混淆或相关联,也是一种异端。
一位在贾迈勒·伊斯兰身边学习的欧洲大使,向这位博学之士请教。他曾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
——您为什么使用拉丁语表达奥利金[10]的概念?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始自1080年的辩论。涉及的伊斯兰文献原文是西班牙语,我们读的就是它的拉丁语译本。阿拉伯语版只通过口头传授。
——那时间是否改变了它的原貌?
——这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出走的故事[11],中世纪早期的拉丁语译文与今天伊斯兰学者的重新阐释,其中的差异您进行了比较?
——请勿不带敬意地谈及神圣。
——修道士的笔误、疏忽或经常没有意义的补充,篡改了我们西方的文献,这些可算不上神圣吧?
——所以我们有口头传授。
——这难道不会造成更多的失误么?
——是变化。安拉会避免犯错。
伊斯兰学者解释说,这里的三种宇宙虽作为时间理解,仍然包含其他的内容(比如气味、必然性),人们不能从这一种穿越到那一种。它们彼此隔绝。信徒若不坚持仪式,就会在时间的转换中迷失。他从黑光中看表了么?对,这让他失去了时间感。那来自AETERNITAS的呢?他不属于那里。
——您在说的是一种物理学式的神学么?
——不然呢?
对话是以法语进行的。作为外交官,这位中世纪专家之所以还能与孟加拉学者没有困难地交流,是因为他从事了四十年的相关研究。他说,苏联在第一架飞机诞生前就创立了航空学。他们在俄罗斯南部探寻最早的人类。远到天边繁星,他们要赶超所有的工业国家。作为唯物主义者,这些同志要整合世界无须依靠宗教的力量。但您,我的朋友(我并不想把您与您的信仰分离,我们是朋友,即使彼此都把对方看做异端),您对伊斯兰运动的解释,就像这个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尽收其中,而我们应为西伯利亚和美国中西部近在眼前的伊斯兰化做好准备。您的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具体环境。
有意思,伊斯兰学者回答。我正在翻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俄语版,可惜我不懂德语)。关于为整个星际空间赋予生命(Die Vitalisation der Totalitaet des interstellaren Raums)。所有的物质形式都具有低等生命。无思想的生命塑造了生物圈,从中凭借神意闪电诞生人类圈(Noosph?re)。您是说这些发生在1080年?外交官打断问。那只是我讨论的起点,伊斯兰学者回答。
这对多年的伙伴坐在藤椅上,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时间感,或者说,在一家豪华酒店大厅陷入了一个个TEMPUS时间的中间地带,酒店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这块危机四伏的无主地带昔日曾是英国的属地。一座座酒店搁浅在此,犹如一个没落世界传出的一条条音讯,里头却是对精神的慰藉,反映一种幻象,仿佛这个世界的人们彼此可以取得谅解。享受着冷静思索的沁人甘饮,关于哲思,关于具体人生,所有问题都交织起来—如同中世纪大城市大马士革或科尔多瓦的水道—再选出最好的。商人送给他最心爱的女儿来自远方的礼物,说书人周游天下,把最有趣最新奇的事讲给遥远世界的另一头。就这点来说,两位观点南辕北辙的学者所留宿的这栋陋屋,尽管是帝国主义的产物,现在却不是任何帝国的根基或延伸。外交官所担忧的那只新帝国主义的魔掌,就在七公里之外的贫民区中。只要这样一种民族意志从AEVUM向TEMPUS渗透,他对面那位不再年轻的天体物理学家随即就会为AEVUM的血盆大口所吞没。
根据德国工业标准(DIN)划分的新旧之交
2009年12月6日,日内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工业标准的共识协商谈崩。由此,联邦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往来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
德国法规定:12月的一周起始和9月相同。所以如果9月1日是星期一,那么12月1日也是。如果12月29日、30日或31日是星期一,那么这一周就算来年的第一个日历周(Kalenderwoche)。根据DIN,这种情况下的一年之终便是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于是剩下的一或两天人们只能在时间之外度过了。组织机构的运营则是铁打不动的52周。
[1] 革命历的废止实始于拿破仑称帝后,而非其任第一执政期间。—编注
[2] 儒略历比格里历要晚13天。——译注
[3] 原文为Futur antérieur,法语里的先将来时。——译注
[4] 安德罗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1914—1984),苏联政治家,曾任克格勃领导,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译注
[5] Perestroika,俄语的“改革”,通常用来指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译注
[6] 指1991年10月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译注
[7] 译者揣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总部设于明斯克,并称“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译注
[8] 中世纪拉丁语,暂且译为:人类有限时,天使存在时,上帝永恒时。——译注
[9] 可从神学角度理解的事物状态,作为物理学家,这里我想阐释它的引申意义。我们天体物理学家探索引力。我自己则参与引力波探测器的研发。地球粒子和我们身体所在位置之间的转换效应是如此难以测量或具体关联,正如同我们的神性身体与尘世身体所在位置之间的关系。不过,若一个强壮的人站在某处,纵身一跃,人类肌肉群和跳跃力便产生结合,它朝着天空划出美妙的弧线(如同瞪羚、跳鼠,山涧的鱼),同时显示了这个星球巨大的制动力。
[10] 奥利金(Origen,184/185—253/254),基督教早期希腊教父的代表,以希腊语著述,所以文中会有此一问。——编注
[11] 译者揣测,这里是指62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为躲避麦加的宗教迫害,带领信徒迁移到麦地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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